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正进行得热火朝天，足球赛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令人意外的是，赛场上的主角几乎被美洲球队包揽。卫冕冠军西班牙队在0:2输给前殖民地智利后，成为本届最早告别世界杯的队伍。有网友调侃道：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盛了四百多年；而这次，西班牙队只待了一周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曾用优美的文字回顾了这项美丽的运动——即《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以笔为剑，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作品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地区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自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犀利流畅的经典论述使这本书成为出版界的“长销书”，也被拉美左翼奉为“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在世界杯开幕两个月前举办的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表达了一些反思。他坦言，“我当时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未具备足够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我也改变了许多。”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翼的笔调过于沉重，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与之相对，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本就多样。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人事已非。20世纪后期至今东亚的经济腾飞，为加莱亚诺过去的观点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的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持旧有立场的压力。事实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肯定的。这种转变或许源于他早在四十三年前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之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逐渐淡忘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出乎意料的欢迎态度，对过去殖民历史造成的伤痛也给予了相当的宽宥。这确实有些令人意外，毕竟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流。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显示，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态度。同时，皮尤在2002年与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的调查发现，在“外国大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这一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的执政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浮现，或许让“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句充满激情的话语，从坚定的感叹逐渐转向疑问。这些曾经以及现在更多地归咎于外部风险的论述，可能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寻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意味深长！），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的原因。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难以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被证明不够充分。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常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阻碍，这与新教伦理形成对比。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中，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恰恰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为深刻和持久。“在拉美，非正式规则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他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结果，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往往只满足了部分群体的利益，即达龙•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到不发达。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曾说，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了某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了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间，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动大众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成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建立一家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拉美国家。经过十年的经济增长，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关系不大，进步似乎在这里只是绕了个弯，缓慢增长可能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