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职务。其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采访，聊到了自己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午后淡淡的雾气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这座结构鲜明的建筑显得更加庄严。对面楼内，博班正与记者围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一边品尝墨鱼汁烩饭，一边讲述自己重返此地的原因。食堂另一端，正是他年轻时在青训营生活过的地方。“在感情层面，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凝视着周遭熟悉的一切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他的职业生涯遍及足球界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经历都短暂却引人注目。若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重要职位上不断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常认为这位有想法、有原则的人物理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然而实际上，他的世界以另一种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担任职务时所拥有的政策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什么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下，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就是一个例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以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纷至沓来。“人们总说耶稣是完美的，”他淡然说道，“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好，这很明显，不是吗？可他们还是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考验呢？”

这话带着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曾担任队长，34年前从这里前往米兰踢球。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任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焕发新生。而这份工作，他不收分文报酬。

“我这辈子一直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语气坚决，“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只想在岛上晒晒太阳、看看海、钓钓鱼’呢？如果我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逗留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规划，也不回避那些需要厘清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订案很不恰当，该议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奖杯；退役后进入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遭遇阻力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之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也清楚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惯坏的人那样任性。我反复权衡，给自己时间考虑，也留出空间让别人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没有那次分歧，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真实的想法对他而言是不诚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如果他还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况？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一度“惶恐迷失、方向不清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决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本人正是该项目的重要推动者。

博班指出，很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正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与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表示，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介入所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做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主导”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过于政治化，太痴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这类事情。”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可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政治组织，可他正把它往那个方向推，这是可悲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才这么说。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把问题全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种培育了众多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相结合。

“我们希望打造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不断拉开差距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表示，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讨论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制，采用三队小组形式，淘汰赛平局后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现在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让人不禁想到，这位曾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不会再次心动、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雾气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的一幕，让他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了克罗地亚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不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也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道。而从历史中他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困惑、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磨损得差不多了，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若是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道，“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